在伟大的电影面前，我们必须质疑语言的有效性。不是说语言在影像面前是无力的，正相反，或许因为它太过有力了，以至出于伦理的考虑，我们不可以无限度地容许文本，这柄解构和描述之刀，去摧毁电影由同存性瞬间在我们内心自足生长的四维巨物。在两只奶头被揪得又红又肿中，“人”的性质起初彻底被“物”完全解构，直到一股没有精神前史的反抗欲生发之后，人的主体性才陡然从物中分离：如果生命是一系列自动装置的话，那么唯一完全属于主体的动作便是破坏。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，这股反抗欲的起点是未知的，无因恶意的“触发”（即使我们理解它的“萌发”）正像那一片伸向“他处”的陌生海滩一样，拒绝任何知觉的归类。我们只能折服于“毁灭作为一种归还”的合法性，尝试任意一种社会或者精神的指涉，无疑都是对绝对之恶的玷污和僭忘。这便是言语应当停下的地方了。